紀錄片《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受邀至輔仁大學心理學系，以「大風之島」為題，分享她跨越二十年、記錄樂生療養院漢生病患抗爭歷程的點點滴滴。從學生時期的初次踏入，到經歷樂生保留運動的激烈衝突，再到近年重建時期的體制內角力，許雅婷在演講中娓娓道來她如何用鏡頭凝視這段台灣醫療人權與社會運動的重要歷史。

初探樂生：被隔離的桃花源與震撼教育

回憶起第一次踏入樂生療養院，許雅婷坦言當時受到極大的衝擊。原以為會看見陰暗、被隔離的病患，沒想到映入眼簾的是日治時期與美式建築交錯的優美空間，以及一個充滿活力的「小型社會」。

「這裡有講台南腔台語的阿公，也有講國語的榮民伯伯，甚至還有前衛的藝術表演。」許雅婷回憶，當年不僅有知名音樂人林強在院內放歌，更有日本帳篷劇團進行全裸演出的前衛劇碼。令她驚訝的是，院內的阿公阿嬤面對這些年輕、前衛的事物，表現出的包容與自在，完全顛覆了她對「隔離院區」的想像。

她也特別提到院區內那條著名的「Y字型道路」，一條是給健康者的，另一條則是生病者一旦走入就再也回不了家、通往火葬場的不歸路。這段早期的田野調查與拍攝，成為她畢業製作《樂生活》的養分，也開啟了她與樂生長達二十年的緣分。

國家暴力與學生的罪惡感：捷運與人權的拉扯

演講中，許雅婷也不避諱談及當年輔大師生在樂生案中的角色。2005 至 2007 年間，捷運新莊線通車與樂生保留成為社會對立的焦點。「當時的張力非常大，許多輔大學生和新莊居民為了交通權，對樂生保留運動持有負面看法。」

許雅婷回顧 2007 年 3 月新莊居民遊行要求拆遷樂生，以及同年 4 月 15 日數千人走上凱道的保留大遊行。她描述了當時學生與支援者面對「國家暴力」的具體感受——被優勢警力驅離、被警備車載往內湖深山或林口丟包。為了阻擋拆遷，學生們甚至用鐵鍊將自己鎖在阿公阿嬤特製的高腳床上。

然而，隨著樂生院區遭到大部分拆除，許雅婷帶著深沉的罪惡感出國深造。她坦言：「那種痛苦難以言喻，感覺像是拋棄了戰友。」直到多年後回台，這份愧疚轉化為她繼續拍攝《大風之島》的動力。

新時代的戰場：從街頭轉向會議室的「無聲暴力」

2016 年，隨著「樂生園區重建計畫」啟動，許雅婷再次拿起攝影機。但她發現，抗爭的形態已經改變。過去是街頭的激烈衝撞，現在則轉變為冗長、難懂的行政會議。

「這是一種體制內的暴力。」許雅婷指出，年邁的院民被迫參與一場場充滿專業術語的會議，他們聽不懂官員的語言，在會議中被安排在最邊緣的角落，發言權被剝奪。這種溝通的斷裂與權力的不對等，成為《大風之島》後半段探討的重點。

為歷史留存厚度：不只是兩個人的故事

在籌備《大風之島》期間，許雅婷面臨了資金與題材的雙重挑戰。國內資方質疑「樂生不是結束了嗎？」，而在國際提案時，為了讓外國觀眾理解，她曾嘗試將故事簡化為兩個角色的生命歷程。

但最終，她選擇保留故事的複雜性。「如果只看到兩個人物，故事會變得單薄。樂生代表的是一群人花了 20 年不願放棄的歷史厚度。」許雅婷強調，透過剪輯，她希望帶領觀眾穿越時空，感受當年的社會氛圍與爭議，並反思台灣民主在進程中的諷刺與矛盾。

「一直到今天，我都希望可以更努力地把他們的故事講給多一點人聽。」許雅婷感性地表示，這部紀錄片不僅是為了阿公阿嬤，也是為了讓後代記得，曾有一群人因錯誤的政策被犧牲，卻仍勇敢地用生命證明自己的存在。